日本人有强烈的务实精神，从它大规模地吸收外来文化可见：古代日本虔诚地吸收唐风文化，然后转化为本民族的和风文化；明治维新后励精图治，积极吸收欧洲文化，使本国成为唯一在东方发展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国家。
日本人的务实精神有其历史渊源。在传统社会里，日本人重家族而轻血缘的态度打破了家族血缘关系的封闭性，使人们可以依据品德和才能标准选择家业继承人。
异姓的养子、婿养子在改变了姓氏之后，就可以进入家庭、继承家业，是否具有血缘关系并不重要。反之，如果没有继承和管理家业的能力和良好的资质，即使亲生儿子也可能被剥夺家业继承权。
这种所谓“暖帘重于家业”的态度，正是日本人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然而，日本人的实用主义价值观也产生了极其明显的负面效应：日本的统治者始终未能学会运用普遍的道德原理去培养有道德素质的人民，他们关心的始终是怎样驯服被统治者。
即使是深刻影响日本社会各个方面的神道教，除了一些用于祭祀的东拼西凑的巫术之外，并无任何规范性的教义或道德信条。抱着实用主义态度看待世界的日本人，不承认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身份等级、统治者的命令这类世俗价值之外还有一个独立存在的普遍真理或宗教信仰。
普遍性原理缺失的结果是：使日本人养成了一种罕见的察言观色的能力。一旦情况有变，日本人马上会如变色龙般调整自己。
无论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日本人都能迅速察觉到力之所在，一旦判明力之所在之后，他们便付诸行动。无论情况如何，也无论目的如何，日本人都会唯力是从，对他们来讲，力即正义。
这种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可以逻辑地解释：为什么“为了现实的利益可以迅速放弃原有主张”，这种在其它民族看来是缺少诚信的行为，被日本人视为“务实”；
为什么日本人在相互的交往中急于了解的不是对方所遵循的原则，而是对方的实力和利益底线；为什么日本人更多地依靠“表面的现象”，如对方的国籍等来判断对方的价值和决定自己的态度。正史上二战日本挨了美国两颗原子|弹，但是日本反而对美国毕恭毕敬，奉为爸爸，就是这个原因。
白川义则就是这样一个深受日本精神熏陶的人。他再不愿意放弃“北上”这个日本陆军赖以控制国家的国策，也知道现在不是把日本拖入泥潭的时候。一个西伯利亚远征，足足拖累了日本三年的发展；一个更加庞大的中国，又会把日本带进深渊多久？
连一贯鼓吹“满蒙生死线”的首相都不再看好，他又何必再跳起来力争呢？放弃“北上”的想法，继尔在“南下”国策中为陆军争得一席之地也是不错的。
因为如果陆军再在朝鲜惨败，极有可能被乘胜追击的中国军队抹平朝鲜，那么非但颜面无存，连最后一个与海军争雄的机会都没有了。
“首相的意见很正确。陆军部经过充分考虑，认为继续坚持北上国策、与强大的中国陆军死磕对帝国的发展并不利，南下南洋诸小国，继尔获取帝国需要的资源，应该是个比较好的选择。”
海军大臣冈田非常欣慰，这也是海军部一直坚持的：“白川君能够为帝国大局着想，放弃个人利益，冈田表示非常钦佩。实施南下国策，海军也需要陆军的大力配合。”
争论了几十年的国策，竟然在这种情况下获得成功，他岂有不顺手推舟之理？陆军已经不再坚持，他又怎么舍得吹捧一番，让对方体面地下台呢？朝鲜战争的结果，当事人最明白，他不能说破。如果陆军恼怒成羞非要在朝鲜打大，以他们目前的势力是可以煽动的。
在此之时，还是平稳地取得国策的主导权为重。当然，需要陆军“配合”，那就是确定了以海军为主。
大藏相见主要人员都已经取得一致立场，也顺势敲定，不做这个恶人：“朝战已经消耗了几乎全部外汇，再打下去，国库有崩溃的危险。”
昭和天皇其实也早有此心了。关东州战役以及随之进行的朝鲜战争打乱了日本的全部阵形。几十年来的对华优势化为乌有不算，还几乎打光了国家的积蓄。虽然军部、政|府都说获得了多少军援，但从他们看似强硬的语气中还是能够听出对时局的担忧的。
眼见得胜利已成泡影，还不如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见主要阻力的日本陆军不再反对而其他阁员都力主停战，他也就顺坡下驴：“既然诸君都这么说，那么，”他看着田中首相：“麻烦田中先生妥贴地结束这场战争吧。”?